春秋战国时期，即公元前770年至前221年的五百多年间，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人才最为活跃的时期，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雄才大略的思想家、政治活动家、经济改革家和军事外交家，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。可谓英雄辈出，群星璀璨。造就如此多的人才，首先取决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背景，而统治者们开放的用人思想则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了用武之地。

　　一、重视提拔重用改革型战略人才
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，社会历史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急剧转变，新兴地主阶级走上历史舞台。他们迫切需要打破奴隶主所有制生产关系，进而建立起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生产关系。在数百年诸侯混战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诸侯都意识到，要想在诸侯中称雄争霸，就必须顺应历史潮流，废除旧的制度，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。所以，这一时期改革型战略人才特别受到器重。譬如齐桓公重用管仲，楚庄王重用孙叔敖，秦穆公重用百里奚，秦孝公重用商鞅等。魏国开国君主魏文侯，为了改革朝政，振兴国家，广纳贤才，重用改革家李悝为相进行变法，改革朝政，废除官吏的世卿世禄制，实行“食有劳而禄有功”，对农民进行“尽地之教”，要求农民挖掘地力精耕细作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。实行平籴法，丰收政府收购余粮，荒年再以平价粜出，以平衡粮价。确立封建法制，作《法经》大篇。李悝的变法使魏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，国力日强，很快成为战国初年一个十分强盛的国家。另外，燕王哙为了改革禅让于丞相之子，燕昭王为了改革筑黄金台广招天下贤士。所有这些，都是人才史上的动人篇章。

　　二、允许人才自由流动，择主而事
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，民间开办私学，培养了一批批新兴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，出现了“士”这个知识阶层。“士”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少保守思想和富于改革意识的人才层。各国统治者对“士”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。一是容许“士”有独立的思想和见解，可以任意“纵横天下事”，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，评述各国的政治经济政策，可以自由流动，到处游说。择主而事。二是各国用人不限于在本国范围内选拔，他们择才于天下，搞五湖四海。只要有才，甲国不用的乙国可以重用；在此国不能发挥才能可以跑到彼国去。孙武是齐国人，在齐国不能施展才华，跑到吴国，以论述兵法求见吴王阖阊。吴王见他确有治军之才，任他为将，帮助吴国治军，使之军力倍增，迅速崛起。改革家商鞅在魏国得不到重用，游说秦国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。三是用人不论贫贱、出身，唯才是举。在春秋战国时代许多出身贫贱的人得到重用，如苏秦、张仪是贫民，百里奚是五张羊皮换回的奴隶，侯赢原是个守门的小官。他们的才能被发现后，立即受到重用，身价百倍。“朝为布衣，夕为卿相。”就是当时对这种破格用人的情况的一种记载。

　　三、广储人才，“养士”之风盛行
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为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，富国强兵，积极网罗人才，礼贤下士，“养士”之风盛行。当时，齐国孟尝君田文，赵国平原君赵胜，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和楚国春申君黄歇，都以招贤养士，聚集人才，用人所长而著称，历史上被尊为“战国四公子”。他们的门下都有食客数千，这些食客多数是由他们聚集起来的“贤士”。平原君赵胜出使楚国谈判，就从食客中挑选了20名随行人员，其中毛遂“以三寸不烂之舌却十万雄兵”，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。孟尝君田文在他的封地实行“市义”和“三窟之计”，使他得到了群众的拥护，“民称万岁”，“未至百里，民扶老携幼”夹道欢迎他，“使他出相数十年，无纤介(细微)之祸”。其实，这些都是他的食客冯谖为他出的主意。可见当时的“养士”之风是起到了储备人才的作用的。

　　四、鼓励百家争鸣
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，由于“士”的活跃，推动了学术思想的发展，诸子蜂起，议论纷纭，产生了儒、道、墨、法、阴阳、纵横、农杂等各家，在政治学术领域开展各种争论。如天道观、认识论、名实关系、社会伦理、理法制度以及各种政治主张和人才问题，都是争论的中心。如人才问题，孔子提出“有教无类”的人才思想，并付诸实践。他弟子三千，贤人七十，学生除鲁国人外，还有秦、晋、郑、宋、吴、楚诸国的学生。其成分有贵族子弟南宫适、孟鲳子，有穷人子弟曾参、颜渊，有贱人子弟仲弓，还有被关押入狱的公冶长。孔子主张爱人、尊贤，教授诗、书、礼、乐、射，使学生获得更广泛的知识。墨子提出。“虽有工农与肆人之，有能则举之”、“官无常贵，民无终贱”的主张。孟子提出“国人皆日贤，然后察之”的主张和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”的在实践中磨炼人才的观点。荀子提出礼治学说，极力主张“尚贤”，他认为人君应有“平政爱民、隆礼敬士和尚贤使能”三大节，主张“贤能不待次而举，罢不能不倾不废”，即对待贤能者破格提拔，对不称职者即使是“王公士大夫子孙”，也要“归之庶人”。这些精彩的论述后来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，即使到今天也有许多可鉴之处。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况，对学术的发展和各类人才的成长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