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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法轮功”前骨干的控诉:陷入邪教二十年 人生尽毁
作者:薛麟 · 2020-08-07 来源:中国反邪教网

中国的传统文化讲:善恶之报,如影随形,一切结果都是有前因的。一个人的脑袋装满着邪教的邪说,被精神控制,又能走多远呢?我就是如此!陷入邪教二十年,人生尽毁。

不识真假,陷入邪教

我叫袁世崇(化名),出身于广东省台山市的一个侨乡。虽身居农村,但由于父亲是教师,从在小耳濡目染,大学毕业后就成为当时台山市某乡镇的公职人员。几年时间下来,工作得心应手,心里开始有了新的追求。

1996年11月的一天,正当我走过台山市正贤体育馆,看到一些人围在一条“义务传功”的宣传横幅前。我上前细看了一下,看到“不收费”“人不练功法轮自动练人”的标语,就被吸引住了。

边上的一个年轻人看我面露兴趣,于是走了过来,对我讲:“这个‘大法’是非常难得的,机缘错过了就没有啦。”接着又递给我一本书,说先拿回去好好了解一下,下周他们还会过来。这时我才知道,他是来自江门市的“法轮功”学员吴开。每个周末,吴开都会和十来个“法轮功”学员从江门坐三个小时长途车、跑八十多公里来到台山传功。

那时的我走入社会已有四年整,工作上游刃有余,还没有谈女朋友,正好有精力来锻炼一下身体,抱着这样的想法,于是我走入了“法轮功”的魔窟。

不问世事,担任站长

开始的时候,我为了跟上老学员的节奏,节假日就尽可能地参加他们的一些读书活动。每到国庆或春节长假,吴开他们就会提前告诉我江门市辅导站会在某地办读书班,我总是迅速报名。至于江门市辅导站有没有依法登记,根本从没考虑过。

在读书班上,几十或上百号人按照李洪志要求,不能讨论《转法轮》的是非,只能一起捧着大段读书。读完书还谈论练功体会,讲的都是像《李洪志小传》一样神奇的事。有人看到“法轮了,有人被车撞了飞出几十米外人没事,有人说练“法轮功”后就把药停了,一年下来省了很多钱等。既没有人去核实这些“神迹”的真伪,更没有一个人说自己遇到的问题

当时我经常去“法轮功”广州辅导总站在广州白云区空军招待所、江门辅导站在高明体育局招待所的练功班。后来吴开和江门辅导站的站长余荣对我说,你是台山的第一批学员,又是国家干部,江门辅导站决定在台山成立“法轮功”辅导站,组织大家传法练功,你做站长。就这样我做了台山辅导站站长,当然也是没有依法登记的。因为李洪志说过,人类的法律只是限制人在格子上爬行。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,人间的法律哪里管得着?

我本来在单位是撸起袖子鼓足干劲的,但练功以后就不是这样了。所有时间基本上是属于李洪志,上班开始怀着“差不多就可以了”的心态,而且还用单位办公室资源去干“法轮功”的事情。比如通过传真机传递李洪志的“新经文”,或者用单位电话联系江门辅导站等“法轮功”事项。而这些都是李洪志在《法轮大法义解》中要求做的,其实是以侵害国家利益为李洪志服务。

在李洪志早期的书中,有《练习者须知》明文说,“法轮功”练习者不得参与政治。但是李洪志后来在《证实》的经文中又讲:“作为一名修炼者,要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,弘扬大法。”李洪志还说一些人练功以后领导也不干了,这是不对的。一些“法轮功”的老学员还说,入党可以更方便去宣扬“法轮功”。于是我就向单位党支部提出了入党的要求,单位领导并没有同意我的申请,指出我入党动机值得怀疑。

不信科学,精神控制

李洪志说:看《转法轮》一遍就会脱掉一层人的壳,谁不想快些“圆满成神”呢,所以我全部的精力都转到“法轮功”上来了。每天早上四点我就打开“法轮功”的音乐开始练功,一套下来是两个小时。下班以后,我会骑车到公园集体练功的地方与大伙一起练功交流。其它的时间都是反复看李洪志的书、录音、录像。每天除了上班的八个小时,睡觉的六个小时,吃饭的一个小时,其他时间就全部交给“法轮功”。

我的生活有了颠覆性的改变,远离了赌博、喝酒、熬夜,生活变得有规律。每天用大量的时间练功,与“法轮功”学员互相交流“体会”,互相暗示,一段时间后,感觉坐骨神经痛和感冒没有了,就认为是练功后一切有“师父”在看护,所以好了。

长时间看“法轮功”的书,经常接受了他们的说法,满脑子都是“法轮功”的“经文”和形象。有一天午休,就在半梦半醒之际,仿佛看到一个旋转着的“法轮图形”。按李洪志的说法,梦中看到的也是真的,我可能“天目”开了,兴奋不已,对李洪志深信不疑。实际上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跟天目何干?

练“法轮功”的时间多了,单位同事之间往来就少了。为了多练功,觉得上饭馆浪费时间,所以往往找个借口就逃脱了,时间一长,同事们集体上饭馆就不向我打招呼了,因为大家都知道,我除了练功,什么都是次要的。

不识邪说,处处碰壁

因为李洪志说有法身保护“法轮功”学员,跑到月球上也能保护得了,不会出现危险,所以大法弟子们大多数不把安全当作一回事,导致满脑袋“法身保护”““师父”安排”“德业转化”的“法轮功”学员们在社会上处处碰壁。

1997年10月,广州“法轮功”辅导总站通知广东省内的各辅导站,要在天河体育中心组织大型练功“弘法”活动。我收到这个通知,就要求台山的学员有时间都去。按理讲,这“庄严神圣”的活动应该受到李洪志无数“法身”的呵护,安全更是没问题了。

那一天我乘坐一辆客运中巴,走到鹤山路段,上来了一伙人。当时我也没有往心里去想。车继续往前跑,然后我觉得裤袋的钱包在移动,当我转身去看的时候,这伙人已经围上来。这是一伙专业抢劫犯,有具体分工。我在突然之间被洗劫一空,随后这帮抢劫犯扬长而去,李洪志的“法身保护”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点作用。

历史照片:台山市旧汽车站

中巴司机要我报警,但是我没有。我不敢怀疑“师父”的“法身保护”为什么不起作用,因为怀疑“师父”在“法轮功”的理论中也是不对的,是“思想业”!我于是告诉自己,这一切都是“师父”安排的,在一般人看来是灾难,在“法轮功”练习者看来是消业,功也长上来了。

所以我被抢劫了,身无分文来到了广州,还沾沾自喜去参加所谓的“法会”,介绍自己被抢劫后“悟”到的“学法”心得。那时候只要在工作上生活上吃了亏,都会按照“法轮功”的邪说“悟”一下,认为自己又“消业”了,德和功又涨上去了,离圆满成神又近了一步。现在看起来真是邪教害人!

那时候我经常在大街上发呆,看着两边的车流,心里很感慨,心想,人类要发生大灾祸了,可是这些人还不知晓,相比之下,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多么幸运啊!因为李洪志惯于用灾难来恐怖练习者就范,在李洪志的经文中随处可见。既然一切都要结束了,所以的事更不放心上了。

不明是非,蛊惑父母

李洪志造谣说大灾难要来,只有练“法轮功”可以幸免于难。心有牵挂,故有害怕。于是我变着花样跟父母讲,想让他们也跟我一起练,但是父母一听,就说我被李洪志蒙蔽太深,反过来劝我好好工作,争取在工作上做出成绩,给父母增光彩。

后来我又拿出“法轮功”的宣传小册子给父亲看,父亲看了几页,哈哈大笑。他讲:“一个人因为庄稼地里有‘法轮功’的书就免于洪水之难,而其他人因为不练‘法轮功’就被洪水冲得一塌糊涂,如果真是这样,你‘师父’也太小气了吧!你‘师父’还有没有爱心?你应当相信科学,怎么能相信这种不靠谱的东西!”这一下把我堵住了,因为李洪志讲:“科学是邪教。”我要搬出这句话来,父亲很可能会当我是精神病。

我还是不死心,希望父亲到我们的练功点看一看,了解一下“法轮功”有多么好!父亲见我这般纠缠,就真的与我到练功点转了一圈,当时父亲也没吭声,可是不巧父亲第二天就感觉头痛,说是染了风寒。这一下母亲就说:你这不是坑爹嘛,本来你爸好好的,偏要待他练什么“法轮功”!这样一来我也没词了,纳闷“师父”为什么不显一下神通呢?

跟父母话不投机,加上对大灾难的恐怖,想早一点圆满,离开这个充满危机的地球,我就住在单位宿舍,希望多看点书,与同修到外面去宣传“法轮功”,到其他地方去集体学法,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,在亲人面前越来越孤立。

每次见到母亲,她就会叹息道:“李洪志用什么法术把我儿子的魂勾去了?”我一直口上称善,却连“孝”都没有做到。我本性善良,过去在工作中见到有缺衣少食的农民,我会送一些衣物给他解决困难。但是我长时间浸泡在“法轮功”“躲过灾难,追求圆满”的邪说里,良心被蒙蔽了,忽略了周围人的存在。这种漠视他人存在的习气,随着学“法轮功”的深入而越来越严重。

不遵国制,抗拒法律

1997年之后,新闻媒体开始出现批评“法轮功”的报道,那时候我们辅导站之间就经常传:哪里哪里报纸、电视台污蔑了“法轮功”,当地的大法弟子纷纷去说明情况,有些地方去了很多人,连续去了好多天。李洪志还说,去的人多才好。

1998年,国家体育总局要求各地依法登记清理整顿各种气功组织。当时李洪志通过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下发了一篇“经文”《给北京老学员的信》,要求由北京法轮大法研究会直接向国家要求登记为全国性的组织,不允许各地辅导站按照社团条例登记。

这根本是违反社会团体登记条例、不可能的事,但是李洪志就想突破法律规定,掩盖过去的违法事实,直接获得合法地位,可见李洪志野心之大。这样违反法律的事,自然是通过不了。

1999年4月25日,李洪志指挥了上万名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向国家发难,组织非法聚集严重事件。我们台山辅导站是事发当天才收到江门辅导站的电话,要大法弟子去北京说明情况。据我所知,当时因为收到通知迟了,没有人去。

我作为政府工作人员,理当知道这是挑衅国家法律的行为。但是因为我长期受邪说毒害,不认为这有什么错,心里满脑子都是李洪志讲的,天法高于人类的法,“法轮功”是造就宇宙的天法。还说每一次对“大法”的破坏就是对“大法”的弘扬。

李洪志随后发表经文《位置》,说那些站出来的人已经“圆满成为“觉者”了。很多“法轮功”练习者都责怪辅导站没有及时通知他那天去北京,失去了一个“圆满”的机会。有这种心态的人,已经被邪教精神控制了,一步步被他操控,走向深渊。

1999年7月20日清晨,我接到吴开的传呼,说北京“法轮功”辅导总站要求各地“法轮功”人员到政府上访,要我组织台山当地的“法轮功”人员到江门市政府门前聚集,人越多越好。早上练功的时候,我就把吴开的通知向大家讲了,还有一些乡镇的,我也通过电话跟他们讲了。到中午约定时间,一共去了有三十来人,我心里想,来的人还不够多,要是多来一些人就更好了。

下午两点半,各地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已经在江门辅导站的老学员组织下陆续到位,市政府门前一下子聚集了300多人。其实单位领导已接到通知,要求我迅速回单位上班。

那时的我,满脑子想的是赶上这个“圆满”的机会,害怕过了这个村再没有这个店,心想要是“圆满”了,还上班干嘛?

人群直到下午四点多才散去,老学员向信访局递了上面辅导站统一口径的信访信件,每个练习者也拿了一份回去。后来这个信我就交给了单位领导。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,领导看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,知道再讲什么也没有用了,就等候上级领导的意见了。但是出乎意料的是,领导没有开除我,也没有处罚我。

接下来就是1999年7月22日,国家宣布取缔邪教“法轮功”,禁止任何“法轮功”的活动。由于长时间被邪教思想熏染,我一直把李洪志奉若神明,认为“法轮功”就是做好人,不追求世间的东西。而报纸、电视上讲的又是颠覆性的定论,我一时间没有了主张。

但是追求“圆满”的心还是占据了首位,我于是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。李洪志在7月20日传出了“现在不走出来就不是我弟子”的狠话。可是怎样走出来呢?大家都很迷惑。于是邝大全就提议去北京吧。这样我和邝大全还有苏容就去了北京。那是1999年10月25日,去到公安部信访局,人家一听是“法轮功”,就说了一句:“李洪志都把你们卖了,你们还傻乎乎地帮人家叫冤,真正受害的是你们哪,回去好好想想吧!”

回到单位,领导问我是怎么想的,我说除了练“法轮功”,其他的都在其次。领导接着问:没有了工作还怎么生活呢?我说这个不用操心,心里想:“有‘师父’安排呢!”

领导让我好好反思。但是,我把领导的好心当作是“师父”的“加持”。表面上也应付着工作,背地里还是每天学李洪志下发的“经文”,按照上面的要求去“讲真相”,与往日的大法弟子们来往,商量着下一次怎样对抗政府。

不顾劝阻,人生尽毁

就这样,一次又一次对抗法律,一次又一次被依法处理,乃至于劳教、判刑,2010年11月被判刑之后,我被工作单位开除了。我的妻子也是练“法轮功”的,当时因为有“大法”才走在一起。她后来也失去工作,长期靠打零工维持生活,两个小孩要上学。我好不容易通过熟人找到一个农场的工作,很快就被老板炒了鱿鱼,因为我在农场每天给工人讲“法轮功”,老板压力很大。

回顾自己这些年的遭遇,因为被“法轮功”的邪说精神控制,三番四次去对抗法律,被法律制裁,失去人身自由。没有等到李洪志承诺了无数次的圆满,却弄得自己和妻子丢了工作、生活困窘,进退两难。

而我当时面临的还不止经济上的问题。由于信李洪志有病不吃药,对身上的小病小痛从来不上心,认为这个身体就交给“师父”了。可是事实上李洪志只是个骗子,从来就没有什么神通本事。2010年11月听信李洪志说可以辟谷,结果导致右脚外侧麻木,至今未愈。2014年开始牙齿松动,因我痴迷李洪志的“神功”,未采用任何治疗措施,到2016年只好拔掉十几颗,加上后来拔掉的,牙齿已脱落了一半。当我意识到“法轮功”连健身的作用都没有时,已经晚了。

迷途知返,感恩社会

事实上,真正的魔鬼是李洪志,这些年,是李洪志把我从人变成鬼,而党和政府一直没有放弃我,苦口婆心,给我机会,希望我早日醒觉,终于把我从鬼变成人。感谢我们的党,感谢我们的国家,只有真正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,才会真心帮助我驱邪扶正,是不辞辛苦的反邪教志愿者挽救了我,他们是真正的心灵医生,是我新生的灵魂工程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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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力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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